方耀，法学硕士，哲学博士；温州理工学院法学院教师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么？这个“人”就是历史的书写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当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给女明星卸妆。

辛德勇教授的这本书，首先是遵从其师黄永年先生的教导：《资治通鉴》的秦汉及其以前的部分，不能用作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因为司马光并没有依据今人不掌握的史料，完全依据《史记》和《汉书》改写。有一手证据不看，却依赖有可能夹带私货的二手材料，不是严谨史家所当为。（第1页）

辛德勇教授发现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恰恰是依据《通鉴》立论，且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辛德勇教授不得不在黄先生和田先生的治学方法之间作出选择。

辛德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司马光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历史。

辛德勇教授此书的精彩之处在于：

首先，司马光使用的史料《汉武故事》是不靠谱的。

其次，司马光明知《汉武故事》不靠谱而用之。但他并非因无知而“误用”，恰恰相反，他是故意为之。朱熹就已经发现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再次，司马光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资治”（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劝诫皇帝），不仅故意用了不靠谱的《汉武故事》，还用了更不靠谱的《赵飞燕外传》和《天宝遗事》（杨贵妃洗儿）。《赵飞燕外传》属于古代情色文学，跟当代网络色情文学相比，那是相当含蓄和节制，建议大家就不用读了，除非你读《莺莺传》或《西厢记》也能嗨到飞起。

很多史学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非历史实录，但并不否定他删改历史的做法，比如钱穆，反而指导学生要体会司马光为何删改，体会其用意。

这就耐人寻味了。

这就涉及对为何书写历史的认识问题。如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古人的共识，西方也一样。写历史是为了写下范例为后人提供榜样。现实可能没那么好，没有那么黑白分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写得黑白分明，把人写得高大上。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

这一信条至今不绝如缕。

所以司马光并不是异类。

更精彩的是，辛德勇教授考证，司马光选取的《汉武故事》系南朝时王俭所著，而王俭写这个故事构建戾太子形象是为了表达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也就是说，王俭不敢公开表达对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同情，就把这个情绪投射到历史上的人物，通过书写历史来表达对当下的看法。

这种借古讽今的思路至今不绝如缕。

读完这本书的感想：

1.司马光不傻，以为司马光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的才傻。

2.能够发现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的人不傻，知道司马光引用的史料不靠谱但并不觉得他傻反而细细体会他删改用意的人有大智慧。

3.黄永年先生的教导无疑是对的，但是田余庆先生真的不知道《资治通鉴》引用的资料不靠谱么？

有两种可能：一是田先生真不知道，那他就不配为史学大家。二是田余庆先生跟司马光一样，明知不靠谱却故意引用。

为什么？

因为田先生的论点是想指出汉武帝晚点有个钦定的太子跟他的思路完全不同，结果被小人逼迫兵变失败自杀，证明武帝晚年朝中其实有两条路线之争。

他会不会跟司马光乃至王俭一样，为了资治，为了以古喻今？

戾太子被写成喜欢儒家，“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于即使读了原著，也未必有考辩的能力，所以还要看大家的解读，“我天，好厉害，我也看了原著，怎么没看出这么多门道？”；看了大家的解读，还要看大家的争论。“他们都好有道理的样子，究竟谁更有道理？谁的证据更扎实？谁的逻辑更严谨？”

看他们往复辩难，就学会了独立思考。

学会了读历史，也就学会了读当代史。

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皆是历史。

所谓“治史如断狱”，反之亦然。办过案阅过卷的法律人，皆有体会。

《制造汉武帝》这样的书，值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