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衔代表 温州代表团  冯蒋华

    律师是法治的酵母剂。律师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人权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随同大多数法治国家一样，我国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三个法定角色的职能相互作用、配合、监督和博弈，构筑起司法运行机制。与此相对应，我国同时期先后颁布了《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该三个法律文件，将上述机制内三个职能角色，分别以组织法形态，从权利义务、从业要求、准入条件、职业管理等方面予以确定。无疑，三个法律的执行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司法文明程度，进而决定一个区域的社会法治进程。

    由于法官和检察官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系纯官方体制内人员，尽管目前逐渐实行职业化，但他们的职业准入、职权行使、职权保障，早已纳入国家常态性的组织人事体系中，且由公权固有强制力予以保证，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二者本身又拥有法定的司法强制力，因而，《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贯彻执行，具有先天优势条件，国家在机制层面早已做好安排，无须从业者群体去争取法律条文的执行和兑现。当然，这并不是讲该二法的执法情况毋须进行监督和检查,而是相比于《律师法》执行状况而言。

    由于律师职业已经完全社会化，其职业定位系“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职业内活动已经完全竞争化，执业组织的组合完全自治化，其本身没有任何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官方为背景和色彩（公职律师除外）。因此，被赋予律师保护神的《律师法》的执行，依靠律师本身的职权作用或影响，几无作用力。而司法行政机关虽十分重视《律师法》的执行，但作为律师行业的行政主管，能够管控的只是律师义务和职业准入环节，对律师的权利保护和保障，无任何职权行使。由此，《律师法》的贯彻执行情况，一直依赖法律的形式上效力。但是，“徒法不自行”。结果，使该法执行一直处于不理想状态，一些明文规定的法条，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行。具体体现在社会对《律师法》贯彻执行，普遍存在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心理。除司法行政和律师本身外，包括公、检、法等部门在内的国家其他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大都数人想当然认为《律师法》与己无关，很自然认为律师执业活动是律师个人之事，与没有聘请律师者无关。社会大都数人不明白律师法赋予律师权利的对应义务主体正是公、检、法和其他企、事业、国家机关，换句话讲，律师权利得以保证和实现，正是律师之外的人和组织，特别是公、检、法单位和工作人员履行法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来保证。

    近几年来，尽管《律师法》已有明文规定，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二高二部”等颁布了《律师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细化条文或解释，但诚如前述，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会见权、阅卷权、调查仍不同程度受到限制、侵犯乃至剥夺。在个别地方和部门中，律师权利甚至要靠个人“关系”来维持。近年来，律师协会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提案，来督促相关机关落实《律师法》条文，但成效甚微，文书答复很好，实际执行依旧。

    如果说，让社会对《律师法》的立法意义及义务主体得以真正认识，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法治文化、社会法律心理的培育过程，那么，作为国家执法楷模的公、检、法对《律师法》明文规定的法条拒绝执行，不予理睬的做法，则更呈显《律师法》贯彻状态之“糟糕”困境。

    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在权力监督层面给予系统性、体制性纠正和确立。我们认为，如同司法权威得不到尊重绝对不是司法部门权力得失多少之事，而是社会将丢失公平正义底线进而危及国家法治进程问题一样，《律师法》的贯彻执行情况，绝非律师执业群体之事，而是关乎到社会大众能否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关乎到法官、检察官、律师能否有序依照法律进行相互监督、各司其职的“司法游戏”，从而达到法律正确实施的大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充分行使职权，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游戏”，无端弱化一方，将使另一方成为强权，司法将不成司法，破坏的将是国家宪政体制的完整性。兹事可谓十分体大！余祥林、赵作海等系列匪夷所思的冤案背后，均看到律师权利不被重视的隐影原因。因此，《律师法》的执行状态，绝非律师职业个体之事。

    但是，如上所述，依靠律师行业和主管机关已无法有效推进《律师法》贯彻执行，唯有在权力机关层面，依照《监督法》赋于的执法监督权，对《律师法》的执法情况进行执法监督，在体制性层面系统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才会有效推进《律师法》的贯彻执行，从而推进我市社会法治进程。                 

    为此提出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