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强制推行市券制度

    《唐律疏议》规定，买卖奴婢及马牛鸵骡驴等牲畜，均须依法立市券。这种市券便是卖契或买卖合同。如果买卖成立，货款已付，却不立市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笞二十。立市券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已经成立的合法买卖，防止争执与矛盾。立券之后，买者如发现所买之奴婢及牲畜原有旧病，三日之内允许反悔，若卖者赖账不受，笞四十。如果买者将无旧病的奴婢、牲畜诈称有病意图反悔，也笞四十，并确认原市券有效，买卖成立。当然，这条法规把奴婢视为牲畜，反映了唐朝法律的残酷性、不人道性。现在虽然在法律上不存在奴隶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奴隶买卖的遗风仍存。坊间曾多次披露，一些天良丧尽的人贩子，骗卖农村女孩为性奴，拐卖幼小儿童为乞丐，贩卖弱智青壮为矿奴，虽经打击，但此伏彼起，未被披露的不知还有几许？！近来甚至多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或入室抢劫幼儿的案件，实在骇人听闻！愚以为，凡将人当作奴进行非法买卖役使的，必须在立法上设重刑严厉打击，切勿掉以轻心，使之漫延。

    六、明确规定了禁止流通物

    《唐律疏议》中规定下列物品不准在市场上流通，违者处以刑罚：

    1、“口分田”。口分田即计口受田的土地，“受之于公”，不是私人所有财产，田主仅有占有权、使用权，但无处分权，不得私自出卖。如果私卖一亩，则笞二十，二亩加一等，但罪止杖一百。买口分田者，“地还本主，财没不追”，要让他在经济上吃大亏。现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际上也属“口分田”，不得擅自转让。

    2、“应输课物”。即向国家交纳税赋的财物（一般是谷物），不准买卖。“应输课物者，皆须从出课物之所，运送输纳之处。”如果课物运到交纳地，没有交纳给官府而私自投放到市场上出卖，杖一百，应输课物，仍须交纳。

    3、“官物”。即官府所有的公物。《唐律疏议》规定不准以私物——如奴婢、兽产、碾硙、邸店、庄宅、车船等贸易官物，违者“计其等准盗论，计所利以盗论”。“计其等”，是说贸易的官物、私物价值相当，例如以私奴易官奴，其奴各值绢五匹，价相等，那么，准盗论，徒一年。即使私物价值高于官物也不行，仍按“计其等”的原则处罚。“计所利”是指私物价值低于官物，要双重处罚：首先，“计其等”，对等值部分准盗论；然后再“计所利”，对获利部分，以盗论。如私物值绢一匹，贸易官物值绢二匹，那么，一匹是等值，准盗论，管理官物的官员和私商各杖六十；剩下的一匹是利，以盗论，私商再杖六         十，官物的主管人员以监守自盗，加罪二等，再杖八十。以此类推，赃额越多，处罚越重。假如主管人员以官物贸易私物计利达三十匹、私商以私物贸易官利达五十匹，均处以流三千里的重刑。由此可见，大唐王朝，官员还比较老实，想占官物便宜还拿私物去换，君不见，现在多少官员凭借职权直接侵吞，挪用公款公物，胃口之大，贪欲之炽，实在匪夷所思。

    七、严禁边境走私

    唐王朝边境地区的贸易也十分发达。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戌走集最要者有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道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天竺（今印度）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为了加强对边境贸易的管理，维护大唐帝国的利益，主要是由政府与欧亚各国贸易，设有专门机构互市监，市舶司负责外贸，还在外商聚居地设立蕃坊，如广州蕃坊有外国人十三万人之多，说明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唐代私人进行边境贸易，须得官府许可，发给证明，持有“过所”，方可出入，否则，即为走私。《唐律疏议》严禁走私。首先是明确规定严禁兵器等禁物及私人不准拥有的物品“私将度关”，被查获者“坐赃科罪”，即各以走私赃物的价值处刑：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可以判到三年徒刑。还可比照私造、私有罪判刑：如私有甲一领，弩三张，流三千里。矟一张，徒一年半。私造者，各加一等，前者流三千五百里，后者徒二年。可见对禁物尤其是兵器的查处是非常严厉的。其次是明确规定不准“私度”的民间一般物品的项目。依照《关市令》，锦、绫、罗、谷、紬、绵、绢、丝、布、犀牛尾、真珠、金、银、铁，均不得私自运至边关交易。由于这些本属民间私家可有之物，不属国家禁物禁器，所以，如因走私被查获时，比照“坐赃”罪减轻三等处罚，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三是规定对已经将货物越度边关造成后果的走私者，从重惩处。将货物走私出关的，处二年徒刑；货物走私出关后与“化外蕃人”即域外人、外国人私相交易的，无论卖出或买入，一匹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即徒三年，十五匹处以加役流的刑罚；如果将国家禁止出口的兵器（如上述的甲、弩、矟等）卖与对方的，处绞刑。为了奖励对走私的打击，《唐律疏议》还规定，凡查获的走私物品，“三分其物，二分赏捉人，一分入官”，可见，大唐王朝关禁之严。不过以现在想之，当时的走私，实乃小巫，赖昌星之类为大巫，动辄几十亿，上百亿，根深叶茂，瓜大藤长，非《唐律疏议》所能料想也。

    八、设立、健全市场管理机构，明确官吏的法律责任

    封建王朝市场管理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官吏贪赃枉法，与富商大贾朋比为奸。《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中就说到：“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来，递相凭赠，求居下等。”反映了官商勾结的现实。唐朝统治者深知此弊，通过立法，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构，一方面严密规定了市场管理官员的法律责任。这些机构及官吏有：管理度量衡的“大平寺”及“监校官”；管理市场物价、质量及买卖合同的“市司”；有主管“输课物”的“将领主司”；有专管边关走私的“关司”——陆路设“互市监”，海道设“市舶司”。这些机构的官吏各有其职权范围和法律责任。例如，度量衡不平，若监校官没有觉察，杖六十；若监校官知情，与校不平者同罪，杖七十。对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如果市司及主管的州县官知情枉法，与犯者同罪；如果进行检查，但因工作疏忽没有查出来，罪减二等；如果市场不属州县官直接管辖，则州县官无罪。市司评议物价，若故意抬高或压低价格，使价、物不相称的，以增加或减少价款数额多少论罪处刑；若将利益贪为己有的，以盗窃罪论处。市司为犯罪人评议赃物价值时，若故意增加或减少价值数额，以至使罪人处罚加重或减轻，以出入人罪论处。假定评议的盗贼本值绢五匹，市司故意增评为十匹，或本值绢十匹，市司故意减评作五匹，这增减的五匹可以使罪人多判或少判半年徒刑，那么，市司就应该负这半年徒刑的刑事责任。买卖双方成交已讫，到市司处立市券，市司不及时出券的，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直至杖一百。

    《唐律疏议》中有关市场管理的法律对促进唐朝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在这些法规中的法制精神和立法经验，至今却仍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