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洪锡

《一件小事》是鲁迅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后收集至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一件小事》讲述，“我”在民国六年冬一个风大天寒的早晨，雇乘人力车到S门去，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快到目的地时，人力车的车把碰撞到一个老妇人，车夫不听“我”的劝阻，搀扶老妇人到巡警分驻所报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起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传统侵权损害赔偿理论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有三个要件：一是加害人有违法的侵权行为，二是损害结果确有发生，三是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构成人身损害赔偿的，加害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

本事件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老妇人作为行人没有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是行人在车辆（尽管是非机动车）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二、车夫已采取避让措施，“车夫已经让开道”；避让不及的原因与老妇人有关，“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三、车夫避让行为避免了更严重后果的发生，“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跟斗，跌到头破血出了”。由此可见，在这起事故中，受害人老妇人是有些过错的，车夫的处置措施尚算得当，有这两点可以减轻车夫的责任。四、现场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目击者，车夫可以一跑了之。

事件发生后，作为乘客的“我”表现得自私冷淡，车夫却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和一颗充满爱的心。“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止住脚。我料定这老妇人并没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事非，也误了我的路。”当老妇人讲摔坏了，“我”都断定老妇人夸大其词。“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车夫听了老妇人的话，毫不踌躇地搀扶她去巡警分驻所报案。“我”和车夫的截然不同的言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我”顿时感到车夫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问世将近一百年了，仍有现实的法制意义。

一、遵纪守法是人格伟大的必然内涵。旧社会的车夫是饱受歧视的社会底层人群，属于“引车卖浆，屠夫贩卒”之流，他们既无银子，更无“面子”。他们只能“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或者幸而还能够咬侉饼”。他们没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赢不得世人尊敬的目光。文中的车夫，之所以让“我”“感觉到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是愈走愈大，须仰视而见”，是因为他的正直和勇气，不逃避责任，遵守法纪，搀扶受害人一同投案。很难想象，一个违法乱纪的人会具有人格魅力。

二、自私和冷漠往往与违法行为相伴。“我”在事件中表现为自私和冷漠，面对老妇人摔倒致伤而无动于衷，只担心误了自己赶路，看到别人受害不予施救，袖手旁观，而且还嘲笑车夫多事，正是自私和冷漠的典型表现。据报载，这几年来，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司机的逃逸事件不断发生，层出不穷，他们不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不保护现场，只想逃避责任，往往驾车扬长而去，从而构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除了法制观念淡薄之外，正是自私和冷漠的心理作祟。

三、爱心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许寿裳先生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报载，前不久，有待产孕妇夫妇坐中巴赶往医院，途中突然临产，司机让他们下车转乘的士，但地处偏僻很难打的，偶有的士路过，司机因怕麻烦而绝尘离去，孕妇被迫将胎儿生产在路上。如果司机和乘客多些爱心，直接送孕妇去医院，就避免了这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爱与责任感、同情心，是规则意识的内心约束力，是遵纪守法的道德基础，因此，爱心可以避免悲剧。但愿让世界充满爱，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