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使用的“法律”一词，究竟从何而来？考证一下，也蛮有意思。

    古代最初并无“法律”一词。先秦文献中，最多出现的是“刑”字，《说文解字》释义，刑者，“刭也”，就是砍头，泛指罚罪。故《商君书·牵强》篇讲：“以刑去刑，国治。”另有一个词，叫做“法”，古代写作“灋”，取义于独角神兽以触不直者去之，有公平、公正之意。还有一词叫做“律”，《说文解字》释义，“律，均布也”，是“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虽某种情况下，刑、法、律含义相似，但毕竟有所区别，且一直没有将“法”“律”并为一个词。

    公元前536年，正处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执政，“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公布于世，这是我国第一部官方公布的成文法。但是，郑国还有一位法学家邓析，并不买帐，他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事断于法”，于是在刑鼎之法颁行三十年之后，自己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撰写了一部刑法，刻在竹简上，予以传播，史称《竹刑》。这位邓析先生不仅法学造诣深厚，还是刑事辩护的老祖宗，是一位相当有能耐的法律工作者。《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子产“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专门与官方之法对着干的人物。世称他“持两可之说，设无穷词”，是一位雄辩家乃至诡辩家。郑国有富人因洧河发大水而溺亡，其尸体为人所捞得。富人家想用钱赎回，但对方提出的价码很高，于是富家求告于邓析。邓析说不要慌，慢慢等，他不可能把尸体卖给其它人，价格不是他说了算。捞得尸体的人见富家迟迟不来赎尸，担心起来，也求告于邓析，邓析说：不要慌，慢慢等，对方肯定要尸体归葬，必定要向你重金赎回尸体。两边分析得都有道理，估计邓析从中两头收取了不菲的咨询费。所以，后世“讼师”以挑词架讼为业，莫非源出于邓析？该篇还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他介入到老百姓的官司中，进行代理，大案收衣服一件，小案收裤子一条，还办了私立政法学校，跟他学习打官司的还着实不少。因此，“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就是说，官方定的案件，因为邓析的参与，往往翻了一个个儿。郑国的法制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乱套，老百姓则欢呼雀跃。这样一个做着政府的官——大夫，又专门与官府作对且受到广大民众欢迎的法界人士，当然不能见容于当局，“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这“乃服”“乃定”是《吕氏春秋》的作者——秦国丞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的观点，是否符合当时事实，暂且不论，但“法律乃行”这句话，以我的寡闻，是所见到的最早出现的“法律”一词。可悲的是，这“法律”二字是基于杀了一位杰出的法学家、辩护士才产生的。《吕氏春秋》中说“于是杀邓析而戮之”，从上下文看，似乎是子产杀的。但是据《春秋左传注·定公六年》记载是“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注：邓析作刑律，书于竹简，故名曰‘竹刑’。鲁昭六年子产曾铸刑书，‘竹书’后出，或较子产所铸为强，故驷歂用之。”郑驷歂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郑国的执政官。看来，邓析确实有真本事，他个人所著“竹刑”，竟然强于官方铸于铜鼎的刑法。百姓趋之若鹜，必然也；因此，其被杀戮，更必然也！但身死而“竹刑”被采用，可谓不朽矣！

    此后，实际上刑、法、律仍各分称，至秦国商鞅改法为律，尔后各朝，基本上都以律的形式颁行法典，如《汉律》、《北魏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等，一直没有将“法律”二字作为专有名词。直至我国引进西方的法学理论，研究其法律制度，正式将Laws翻译成法律，这个名词才固定下来，才有了它的现代意义。

    近来重新翻阅余宗其著《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一书，其中引了明代公安派作家袁中道在谈论文学创作时的一段话：“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余先生认为，袁中道连用了四个“法律”一词，“这意味着，两千多年来，在思考、描写、探讨法律问题时，文人、作家有着与我们当代人一致的共同的抽象概括。”我感到余先生对袁中道笔下的“法律”两字作了一厢情愿的误读。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凫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礼部郎中等职。年轻时以豪侠自命，任性放浪，喜好游历，所作诗文富于才气与个性，与其兄袁宏道、袁宗道齐名，因系湖北公安人，故史称公安派，其文学理论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颇有影响。但袁中道这段话中的“法律”，并非与当今通用的“法律”相同，应诠解为法度、规则、规范、格律。《盐铁论·相刺》：“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就是指规则、标准。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晚节渐于诗律细”就是指格律。袁中道此语无非是说在文学创作中，既要抒发性灵，又要注重规则格律，二者互相补充，互相救济，不可偏废。袁中道并非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要适用法律，用法律来拯救创作，也不是提倡法制文学。尽管我很赞同余宗其先生从古典文学文本中，研究当时的法律制度及其适用的范畴（老实说，本人也有此同好），但不赞同他对袁中道这段话中“法律”一词的解释。余先生还认为，《西游记》第一回在描写美猴王与众猴谈笑风生时，曾说“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其中的“法律”概念与现在完全一样。我认为，这里孙猴子口中的“法律”虽然与袁中道所讲的“法律”不同，能与法律搭上边，但是并不作为一个名词使用。此处的“法”是名词，“律”是动词，即约束之意，连起来乃“以法律之”，庶几可与下一句“威服”的含义“以威服之”相对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