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都知道，刑讯逼供是非法的。
我国《刑法》、《法官法》、《国家赔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都规定司法人员不得有刑讯逼供、使用暴力取证的行为，违者要负法律责任。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一直制止不了，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那几个全国闻名差点掉脑袋的冤狱，人人皆知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再说就是炒冷饭了，不说也罢。那就随手拈一个吧！几天前，公元2010年4月20日，见消息一桩：新华社电，18日，甘肃省公安厅称，甘肃省西和县两名民警涉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对此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西和县公安局局长刘晓勇已被免职，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田虎、刑警大队队长杨启星、教导员李鸿洲被撤职。甘肃省公安厅表示，审讯民警在审讯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何勇有逼供和殴打行为。然而，报道没有公开这两位被依法逮捕民警的姓名，不知何故？此事发于今年1月份，公开披露于4月份，应当说是抓得紧查得快的。这又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不该发生的案件！
刑讯逼供是口供主义的产物。刑事案件中，把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相同的，叫作无供不定谳。一旦犯罪嫌疑人不认罪，就只能逼其认罪，逼的方式多种多样，言词恐吓，施加压力是其一；车轮战术疲劳折磨是其二；再不行，就是第三招：肉体施暴，打个灵魂出窍，看你招也不招？！这些就叫做刑讯逼供。现在，只要是标榜实法治的国家，无不予以禁止。至于暗中滥施，那是另一回事，毕竟上不得台面，弄得不好，还会落个刑讯逼供罪。但是，在古代，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法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并且具体到应当怎样进行刑讯逼供的方法上。这里讲的刑讯，不是指定了罪以后使用的肉刑——如笞、杖、墨、刖、宫等等，而专指定罪之前的侦查、审判阶段，为逼取口供而施刑，古称“考囚”。考者，非考试之考，实拷打之拷也。
刑讯之制，周朝即具。“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①肆掠即刑讯。仅仅仲春之月不得刑讯，乃古人信奉上应天时，仲春为万物发育生长之时，讲究好生之德，不予施刑，而其它时间，则可以刑讯。至于怎么拷打，没有具体规定。秦朝虽规定：“讼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
②意即审案件，能根据供词进行追查讯问，不用拷打便得到真情实况的是上策；用拷打的办法得到案情的是下策；恐吓案犯，是失败。但又规定：“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
③是说案犯经过多次诘问而仍然多次说假话改变口供，拒不服罪，按照法律应当拷打讯问的，就应当拷打。凡经拷打的，必须在笔录上写明：该案犯几次翻供不认罪，且没法解释，故对其进行拷打讯问。说明还是依靠刑讯定罪。秦朝李斯，官居丞相，位极人臣。秦二世使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楚，结果诬服。后，李斯一翻供，赵高派人就打，打得李斯再也不敢翻供，遂定成死罪，与其子十二人斩于咸阳之市，并夷三族
④。李斯原来当过廷尉，即最高司法官，结局如此，岂不可悲。所以，纸面上的规定，对酷吏的暴行无约束力。唐朝，算是历史上最文明的朝代了。《唐律》应当说是相对不那么严酷的法律，然而，对刑讯逼供仍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允许，且订得非常仔细，非常规范。其《断狱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考验犹未解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还规定凡是享有议、请、减、免等特权人物和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皆据众证定罪，不得拷打。这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还规定：“考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对拷打的次数和总数作了限定。如本罪属于杖罪以下、笞十以上的，如要拷打，也不能超过本罪应杖、笞之数，打了之后，仍然拒不认罪的，必须取保放掉。若拷问超过三度（三次）、或于法杖之外另外以其它方法如绳缚吊悬、棍棒拷打，属犯法行为，犯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例如囚犯本罪止杖一百，结果拷打二百下，多打了一百下，行刑者即为犯法，得挨打一百下。如果拷打过度，将人打死了，犯者徒二年。负责审理案件的监临之官，虽因公事，杖人死亡及恐吓胁迫致人死亡的，以过失杀人定罪。如以大杖或拳打脚踢，伤人的，以斗杀伤论；致死的，加役流；用刀的，以斗杀伤的法律定罪。应当说是相当严厉的。《唐律》还对有病有伤的囚犯应当怎么拷打，被人所告之囚，依法拷打之后没有招供，告者应当如何分别情况承担责任等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唐书·刑法志》还规定了用于刑讯的竹杖，应是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笞杖，要细一些，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似乎是有限度地刑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旦刑讯，就远远超限。尤其酷吏，邀功心切，无所不用其极。武则天时，信用酷吏来俊臣、周兴等来对付反对派。《唐书·来俊臣传》中记载：来俊臣讯囚，不问轻重，灌浆于鼻，掘地为牢，让其在大小便淹积处睡觉，饿其肚子，非整死不让出来。遇到朝廷赦令，则先下手杀死他认为罪重的囚犯，然后才宣诏。他还作大枷十种，取名号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听听这些名称，就是叫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刑具。“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唐书·酷吏索元礼传》载，作铁笼箍囚犯之头，再插入楔子，直至脑袋而死。并发明“凤凰展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匪夷所思的酷刑，极富人性恶的创造性，令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官场惮之如虎。不过，酷吏们并无好下场，武则天为了平息天下怨恨之气，将这几个已无利用价值的酷吏“请君入瓮”，尝尝他们创造的非刑滋味，于是一个个“从实招来”，走向末日。后世，刑讯依然属于合法，只不过具体规定稍微有别而已，直至清朝覆亡。
民国以降，所有立法，均废止允许刑讯逼供这一恶法，乃一大进步，但执行得如何，只有天知道。国民政府时期，特务横行，对革命志士、人民群众滥施酷刑，进行逼供，司空见惯，不刑讯逼供，倒是令人惊奇的事。“文革”之中，群众专政，无法无天，刑讯逼供上升为革命行动，其造成的全民族伤痕，多少年后尚难愈合。自1979年刑法、刑诉法实施以来，已从立法的根本上扼制了刑讯，但在司法的过程中，刑讯逼供仍阴魂不散，时时作祟。本人作为律师，经手辩护过的这类案件就有两起，均致人死亡。推而广之，以全国计，肯定为数不少。现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已经引入刑诉程序，首先排除的就是刑讯逼供取得口供，此乃一大德政，但操作起来仍有阻力。以愚之见，关键在于法院权力受限，不能真正独立审判，颇受公安、检察乃至纪委的牵制，甚至有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就已经政法几家协调统一认识，结果，只好照顾了彼此关系，放纵了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再努力也是徒然。因此，彻底驱散刑讯逼供的阴魂，有待于司法体制的真正改革。
我殷切地、然而耐心地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