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随意浏览中国律师网，一篇标题为《“五四”宪法纪念馆呼之欲出》的报道不经意间跃入眼帘。新闻称，杭州“就建立“五四”宪法纪念馆初步达成了共识”，“‘五四’宪法纪念馆将会成为西湖边上又一个旅游胜地”。读罢，猛然一惊，心情顿时莫名地沉重起来！“再回首”，“五四”宪法距今快整整57周年了！
纵观民众对建立“五四”宪法纪念馆的态度，倒显得波澜不惊，“五四”宪法仿佛早已处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沉寂而孤独！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琳副教授有一段感慨之语，“连西湖边的‘苏小小墓’都有游人趋之若鹜，作为宪法纪念地的刘庄却只剩了冷清与寂寥。”似乎只有韩大元、林来梵等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们在为之不懈地忘情地鼓与呼！其情也殷，其意也痴，有人调侃他们一如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句“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
当然，这种为了“心中的一座丰碑”而依然执着地“心驰神往”（抑或可用 My heart will go on歌曲诠释），应不仅仅只是“墓志铭”式的历史怀念与追忆，我们更需要的是走出历史的泥淖，寻找新的历史起点和让民族历经一次精神涅槃的记念，那怕是建立在伤逝的历史痛楚点上！正如韩大元教授对此举深情地阐释：“设立纪念馆，是当前保存关于“五四”宪法相关重要资料文献的必要措施；是为学术研究提供史料依据的重要依托；是弘扬宪法文化的重要形式”。
回溯一百多年前，一批仁人志士 “我以我血荐轩辕”，变法维新，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清王朝迫于内忧外患，预备立宪，但“只是近黄昏”。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从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到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演绎了一幕幕宪政历史的悲喜剧。
回眸54年3至4月份，在“非诚勿扰”中，春光旖旎、草长莺飞的西子湖畔刘庄悄然酝酿了“五四宪法”草案。时年的9月20日，诞生了我国宪政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里程碑--“五四宪法”。黄炎培先生曾用诗热情呕歌与赞叹：“写成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笔和墨，是无数人民英雄的白骨和赤血”。“五四宪法”以惊艳的姿态实现华美的现身，她上承1840年以来中国宪政运动之得失，下启建国后半世纪宪政的发展，现行宪法体系中仍流淌着1954年宪法 “高贵”的血液。今天鉴之，五四宪法固然有一些瑕疵，但仍堪称为一部宪法典范，甚至在某些地方比八二宪法更为进步。比如，“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
甫一开始，“上至庙堂之高，下至贩夫走卒”，宪法似乎受到普遍的尊重，但这种尊重的诚意仅仅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口号阶段而已。1955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确定：“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这排除了宪法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可能性，宪法作为最高法被遣送至浩瀚的苍穹，回不了现实人间，对普通公民而言，除了给人以幻想，已无任何实际作用！
1957年，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蜕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手段的角注，因言获罪屡见不鲜，一大批知识分子陷入无妄之灾，宪法的信仰在逐渐沦丧！当时国家领导人对宪法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了。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当“文革”发生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污辱我们的国家”。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于难，何况一介草民！后人叹息不己：主席今天才想起宪法，太晚了！可以说，“五四”宪法是一部“命运多舛”的具有悲剧色彩的宪法，被湮埋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之中，成为一纸飘零在历史天际的空文，Gone with the wind！这既是民族的悲剧，也是国家宪法之殇！
此后，1975年宪法，一个幽灵，一个极左的幽灵，仍在其中徘徊。1978年的再次修宪，“两个凡是”成为坚冰，不能逾越，注定是历史匆匆过客。1982年宪法在一片赞美声和期待中呱呱落地，权威与信仰被寄与了太多的厚望，但现实依旧很残酷，宪政的步伐仍是步履蹒跚，坎坎坷坷！虽历经四次修宪，但仍让人忧心不已，修宪似乎陷入了为修宪而修宪的尴尬怪圈！中国的宪法似乎仍戴着“工具主义”的沉重枷锁艰难地跋涉前行……
沉思新中国宪法起伏跌宕的历史，我又不禁想起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人问词话》中选用三阙宋词代表作大学问的三重境界。我时常断想，中国宪法之路也应历经类似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比喻从“五四宪法”立宪开始的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困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坚定目标，向更高更远的公民社会迈进。
第二重境界，柳永的《风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婉约派词人柳永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不过，词中的“伊”，可理解为追求宪政的梦想与成就，而公民为了兑现那“一张写满权利的纸”，即使“衣带渐宽”、“人憔悴”了，也不改初衷！
第三重境界，也是至高境界，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宪法不应该成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宪法应该尽可能地回归社会现实，只有宪法真正被尊重并成为公民精神信仰之时，当你在人山人海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探求宪法精神是否存在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已是具有宪政灵魂的芸芸“公民”了！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其《法律之路》中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管怎样，宪法，不应仅止于学者的呐喊与阐述，它也应实实在在体现在无数人不断努力的践行之中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之中，例如呼吁设立“五四”宪法纪念馆就是宪政教育和培育宪法文化的一次有益探索，至少这已不仅仅是形式意义或象征意义上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也许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宪法能从头顶璀灿的星空真正变成我们内心信仰的神圣准则！
（作者系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