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为史，可谓早矣。唐朝学者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世本》：“杜康造酒”，故曹操赋诗《短歌行》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晋朝江统作《酒诰》诗，其中写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结成味，久蓄兰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连酒的原始制造方法也探究了出来。陶渊明在《止酒》诗题下注云：“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反正酒的发明权，属此二人，当无争议。后世骚人墨客，志士仁人，爱酒嗜酒者甚众，入文入诗入词者更多：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将士思乡，酒入愁肠；葡萄美酒，醉卧沙场；黄滕酒红，宫墙柳绿；漫卷诗书，放歌纵酒；西出阳关，更尽杯酒；风吹柳花，吴姬压酒；以刀断流，借酒消愁；牧童遥指，杏花酒村；把酒问天，今夕何年……留下多少酒色酒香！诗、剑、酒，成为其身份的象征。连管理最高学府太学的头头，亦称国子监祭酒。至于普通百姓，劳累思饮，喜庆必酒，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延至今年，茅台酒价格飚升，葡萄酒拍出天价，成为收藏品，则令低薪阶层百思不解，不敢问津，亦是社会百相之一也。

    自有酒始，便有纵酒酗酒，甚至以酒犯禁害身破家亡国。夏朝“太康之后，沈酒于酒，废天时，乱甲乙也”（汉孔安国《集解》），指的是太康之弟中康嗜酒荒政。这大约是酒的负面作用的最早记载了。看来酒太挑战人的意志，太麻痹人的神经，很快便成为一种社会灾害。商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乃至亡国。“酒池肉林”遂成为帝王权贵荒淫无道的代名词。

    周伐殷商胜而替之。周公摄政监国，作《酒诰》告诫天下：我们尊敬的父王文王，在西歧初建国，即告诫各国诸侯、公卿、大夫及大小臣工，只有在举行祭祀之时才能用酒。上天教会人们造酒，唯一目的就在于供祭祀大典之用。“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意即：致遭上天施罚，莫不起因为好酒贪杯，臣民犯上作乱，丧行败德，大小诸侯之所以亡国失位，也无不归咎于纵酒享乐啊！周公并特地指出殷商的末代帝王纣，好酒贪杯，“惟荒腆于酒”，不理国事，以至政令不行，“故天降丧于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不是上天薄待殷商，而是殷人酗酒自取灭亡。因此，周公反复告诫大小诸侯各级官吏，特别是执掌军权的将军、主管农业和保管货物的大臣以及主管司法的官员，必须“刚制于酒”，坚决禁绝饮酒！《酒酷》昭告天下：“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凡聚众饮酒的，勿使逃脱，均逮捕解送至京城，我要将其处以死刑。这是以杀头之罪立法禁酒。当然，也有些区别；殷商遗民以及百工巧匠，犯令嗜酒，暂勿处死，先予教育，改者奖赏，若仍沉湎于酒，严惩不贷。本人以为，酒本菁华，适量饮之，有利无弊，何罪之有？现观周公之禁酒令，其注意力是放在领导层嗜酒荒政、下层聚众群饮上，意在防止其借酒集会生事乃至谋反也，故立法如此之严，天下肃然。然而，周公人亡政息，其不肖子孙乃花天酒地，一蟹不如一蟹，最后把周朝天下玩完。

    后世帝王或执政者，鲜有周公的忧患意识，且自身耽于享乐，醉生梦死，禁酒方面的立法也相应松驰。《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已宽了许多。东汉，因粮食缺乏，酒禁稍严。至唐，包罗万象的《唐律》对禁酒付之阙如，莫非国力强盛，酒风也盛，不以为然乎？倒是与南宋对峙的金国，于“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诏中外公私禁酒”，至正隆五年（1160年）十二月，“禁朝官饮酒，犯者死……六年三月，复禁扈从毋辄离次及游赏饮酒，犯者罪皆死”。（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七·禁酒）规定极严，大概是吸取北宋王朝酒色亡国的教训和加强金国朝廷安全保卫增强战斗力的需要而制定的法条。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停资，散之贫民”，“二十七年（1290）七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八·酒禁）大概蒙古人好饮误事，故有此重禁。但限于京城及部分粮仓所在地，将士征战，肯定不在此禁之中。至明朝，在《大明律·礼律·仪制》“丧葬”条中规定：“其居丧之家，修斋设醮，若男女混杂，饮酒食肉者，家长杖八十。”这是从孝道和人伦道德层面，对居丧聚众饮酒的法律惩罚，罪归家长，因其负有教化之责也。反观现今，长辈过世，送葬完毕，当晚必大摆酒席宴请亲友作为答谢，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沸反盈天。此俗不知是新潮还是陋习，每当此时，我均有恍若隔世罪过兮兮之感。若在大明王朝，当事家长非打得屁股血肉飞溅不可。《大明律·礼律·仪制》还规定了“乡饮酒礼”条：“凡乡党序齿及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老乡聚会喝酒，有定式规定，该定式我没查到，大概是按照尊卑老幼的次序吧。现在社会聚会也差不多，官职高者坐居首位，卑者叨陪末座，不能乱套。违者，肯定是卑幼者僭越，在大明朝，要受笞刑五十下；若现在笞是不会了，但遭人白眼非议，被目为不识相，那是极有可能的。对此，本人有点不以为然，聚会喝酒，为的是轻松愉快，尊老让座是应当的，但又不是开会排座次，搞什么官本位，弄得如此拘束，了无情趣干嘛呢！

    现在，官家酒风之盛，是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据报载，我国一年公款宴请达三千亿元之巨，有这么多钱，西部扶贫困、东海造航母，足够了。酒席上，又有多少权钱交易得以勾兑，多少国家利益进入私囊，天知道！对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了无数提案、议案，也出台过这个规定、那个规章，但均没有上升到法的层面，故而酒风方兴未艾，越演越烈。于是，有人灰心道：此乃痼疾，无法救药。我看未必。

    试看现在实行的“酒驾禁令”，酒驾者一律扣点罚款，醉酒驾车者一律吊证、罚款、行政拘留，到班房里面去醒酒。若因此发生交通事故，从重处罚。此令实乃德政善法。此令一出，举世拥护，大大消除隐患，减少交通事故。虽然时有高阳酒徒漠视此令，酒后驾车，以期侥幸，拿自己与他人性命开玩笑，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受到严厉惩罚，但酒驾毕竟已成社会唾弃的行为，相信即使不能禁绝，也将少之又少。

    酒驾禁令，效果彰显，就在于执法从严，几个一律，不容徇私。其它法律的执行，若都能如此，则百姓幸甚，社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