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版权保护萌芽甚早。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四川眉山王偁撰《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由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于世。在其封面及目录终页，印有一枚长方型牌记，上书“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此乃我国最早的版权者自我保护的实例。

    稍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为其叔父段昌武撰编、由罗贡士刻印的《丛桂毛诗集解》版权一事，向南宋国子监申请，获得“公据”，“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追板劈毁，断罪施行。”官府发布“公据”保护版权，此前未见先例。

    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十二月，两浙转运司依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对该宅贡士编辑、雕刻出版的《方舆览胜》及《四六宝苑》，为防止“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翻开搀夺”，发布牒文，“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以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38年后，宋度宗咸谆二年（1266年）福建转运使在《方舆览胜》再版时，又依版权人申请，颁发了禁止翻刻的文告，特指麻沙书坊，翻刻违法，要求嘉禾县“严责知委……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庶杜翻刻之患。”这是目前见到的版权人通过官府，打击侵权者的最早案例。

    此后，“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清末民初的大版本学家、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版权保护之由来作了专门论述，还指出元明对“官刻书”的版权保护：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下属部门“呈请奉准施行，展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行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从出版物官刻看，明朝对社会思想的控制极为严厉，并非专为保护版权。顺便提及，叶德辉在大革命时期因反对农会，被作为土豪劣绅镇压了。叶德辉之死，还成为国学大师王国维赴水自尽的诱因之一，据说毛主席对叶德辉之死也甚为惋惜。

    尽管版权在我国发轫很早，但都是通过自我印刷“牌记”或由官府发布告示形式来具体保护或惩戒，案例零散，没有从立法层面解决，且长期没有涉及版税问题。直至清末，因翻译出版《原富》一书，严复与张元济往来信函，讨论抽取版税事宜，亦是西风东渐的证明。反观西方，英国于1709年即颁布《安娜女王法令》，率先进行著作权（即版权）立法。尔后，随着工业革命兴起，法治文明发育，英、法、德、意、美、日等国相继进行著作权立法。1886年国际上诸多国家缔结了《伯尔尼公约》，而我国直到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才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但并未施行，乃一纸空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知识的漠视，著作权保护长期无法可依。1985年文化部颁布《国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属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布。直至1990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才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991年6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才算有法可依。

至于当今盗版盛行，乃“麻沙书坊”阴魂不散、遗孑绵绵不绝，而执法部门手软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