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与反贪，是一对矛盾。人类出现贪腐之始，便有反贪，尔后有反贪立法，如影随形，斗争不息，直至当下。今后，两者的较量，也将永无止境，除非世界大同。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运》）可见出现私有财产，随之产生贪欲之辈。当权者对这种危及统治的行为，便会作出激烈反应。

    商朝成汤之孙太甲继位时，宰相伊尹作《伊训》，根据当时情况，列举了应当禁止的“三风十愆”，其中“殉于货色”即贪财好色为“淫风”之一。伊尹告诫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那时，刑不上君王，若臣下对君王的恶行，不能挺身而出进行纠正，要受到墨刑的处罚，脸上刺字，作为永久的耻辱。

    周穆王时期（公元前976年-948年），司寇吕候编订了《吕刑》，对执法中的违法行为列了五大种类，曰“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亦即依仗权势、私报恩怨、暗箱操作、敲诈钱财、贪桩枉法，凡司法官员犯此而出入人罪者，“其罪惟钧，其审克之”，与犯罪者同罪，应慎之又慎呀！并告诫：“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意思是说，对司法官员而言，贪赃枉法所得钱财并非宝贝乃是罪恶的积聚，要遭受上天惩罚的报应，对上天的要常存敬畏之心。此非上天不公正，而是枉法之徒咎由自取。倘若上天不严惩贪官，老百姓虽生活在上天的庇荫之下，也得不到善政的保护。《吕刑》首次将官员贪赃枉法著为法令，提出“其罪惟钧”，非常严厉，说明当时贪贿之风已相当严重。查阅比《吕刑》还要早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其中没有规定贪赃枉法之罪，只是对于法官犯擅改判决罪，“科以相当于原案中起诉金额的十二倍罚金，该法官之席位从审判会议中撤销，不得再置身于法官之列出席审判”，因无贪赃而枉法，显然处罚比起《吕刑》要轻得多。而前后的《中亚述法典》、《赫梯法典》、《摩奴法典》、《十二铜表法》也没有关于惩处贪赃枉法的法条规定。我私下忖度，不一定是外国古代官员特别廉洁，而是法网太疏而已。当否，待考。

    战国初期，魏文侯相李悝著《法经》六篇，虽已失传，但据《七国考》卷十二考证，其在“杂律”中有“金禁”之法，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一般人员受贿黄金一镒（相当24两）以下，不判死刑，但要重罚。这是首次将受贿定罪入律。不过，丞相受贿，左右辅佐官吏杀头，丞相似乎不受处罚，未免太照顾权重位高的丞相了。对将军以下官员要求极严，不论多少，“受金则诛”，又未免太过。一般人员受贿24两黄金以上可诛，相当于现在三十多万元即可判处死刑。噫！现在的贪官，可谓生逢其时，实在幸运之至。若在战国时代，十之八九都要被诛之！

    尔后，历朝历代，刑事立法都严厉惩处贪赃受赇（贿），洋洋洒洒，蔚然大观，其源盖滥觞于《伊训》、《吕刑》与《法经》，只不过法网越来越细越来越密，而吞舟之鱼往往漏网，贪腐之风越演越烈。箇中原由何在，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