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整个国家处于弱肉强食的危难局面，在全盘西化的汹涌风潮鼓吹之下，出现暴力推翻封建帝制便等同于振兴民族首要之举的错觉。而13岁就到西方留学，游学于欧洲各国，精通英、法、德等近十种语言的辜先生却桀骜不羁，断然拥护帝制，并且主张缠足、纳妾和留辫子。被辜先生笑称为“我博学的敌人”胡适先生则公然贬他为“怪物”，写文章嘲弄“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同时代的人大都讥他为小丑。

    由于他公开主张纳妾，又反对一妻多夫，其幽默的诡辩观点至今读来仍令人会心一笑：“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一比喻后来引出一段爱情佳话：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怕除志摩再和别人有爱意，就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先生茶壶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或许，除志摩果然以辜先生茶壶譬喻来作借口，为了追求天下第一才女林徽因，嫌飞机太慢，自己先飞身下来。

而在国外，据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介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

    以前受国内传统观点的影响，鄙人也一直认为辜先生是个身穿长褂、拖着长辫子的老“怪物”。不久前，鄙人认真地阅读了辜先生所著由黄兴涛和宋小庆翻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认为辜先生是个不可多得的原创性后现代思想家。

    人类需要群体性的社会生活，所以必须融为一体，组成一个整体，在氏族社会，血缘成为大家认同的共同体基础。而在国家产生后，为了整合国家共同体的基础，血缘显然无法起到融合的作用，于是不得不借助外来的力量如“神意”和“天意”来作为整合的力量，经过教化而成为大众的信仰。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在现代科学的追问之下，神灵统治轰然倒塌，理性成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整合的主流。

    人类自以为打倒神灵束缚就可以得到全面解放，个性就可以充分发展，人类从此就可以迈进平等自由的光明大道。谁知，理性也有恶魔。韦伯终其一生也研究不出摆脱理性化的命运，即无法摆脱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宿命，他带着这种隐忧和焦虑离开了人世。那么理性的厄运到底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理性的同一性放逐和排斥了“理性的他者”。

    据高鸿钧教授归纳：“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现，现代理性本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被奉为普遍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法宝，然而不幸的是，它在后来却蜕变成了工具理性，成为了算计和博弈的代名词，人们戴上理性的‘魔戒’之后，开始疯狂地征服自然并相互征服，由此人际客观化，社会自然化，在欢呼现代理性胜利的高歌猛进中，人们却把达尔文所概括的‘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动物生存逻辑奇迹般地变成了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从理性之根生发出来的普遍道德、一般伦理以及无所不在的规训遗忘了存在、蔑视肉体和和排斥异质，冷酷无情地扼杀人的个性和心灵，一本正经地窒息人的情感和欲望，一成不变地制造平庸和服从”；“ 理性原本是解放的钥匙，但结局却变成了压迫的枷锁，由此，启蒙的辩证法不幸地蜕变成‘否定的辩证法’。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人经历了法西斯统治的梦魇，关注到了超越理性的非理性如何把‘神话变成了家乡’和把现实变成了神话，由此意识到后现代主义非理性运动的严重危害。同时，他们目睹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如何把自由的尝试变成一种新的极权‘铁笼’，如何把解放的超越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压制，因而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极度不满，但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开始心存疑虑”；“福柯认为，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由此主体以理性主体的目光对事务和人群强行作出区分和区隔，这种目光在边沁所勾画的‘全景敞视监狱’中获得了具象的图景，而社会不过是这种监狱的放大。由此，主体性解放的初衷却蜕化成奴役的不归之路”。

    既然理性是走向奴役的不归之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在福柯看来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困境呢？尼采等人则立足于理性的他者，去追寻充满感性的诗化主体。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危机四起。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名闻天下的“交往理性”即“沟通理性”，而卢曼则针锋相对的提出：“现代社会的分化导致了社会的系统化。不同的系统自我指涉、自我维持、自我发展和自我调适。各个自创生的系统在规范上封闭，在认知上开放，彼此之间互为环境，由于代码不同它们之间无法直接沟通”。虽然户曼的反对过于绝对化，但是在鄙人看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作用，在纷繁复杂和人口众多的社会里，根本无法做到全面、有效的沟通。比如对于两德的统一，哈贝马斯就建议不能让政治精英代替两国人民沟通，应当让两国人民直接沟通。这样提议，就连对哈贝马斯无比推崇的高鸿钧教授也感叹，过于理想化，不可能。

    后现代思想成熟于当代社会，前述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辜先生之后。而辜先生在当时就敏锐地发觉到理性的恶魔，刍狗天下，于是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他大声呼吁：“我想要唤起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中国这里存在着一种无价的至今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不是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藏资源、金银铁煤。我在这里想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文明财富是中国人，是拥有他的好良民宗教的没有被破坏的真正中国人。我说，真正的中国人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无需花费世界多少成本就能使自己保持秩序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想要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坏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破坏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新知识试图所做的那样”。

    辜先生再三强调，中国人是具有良民宗教的精神，是过着精神生活的一群人，是一个优秀民族。一旦改变了，就会覆水难收，变成了理性人，重蹈现代文明的不归之路。他认为理性社会，就会走向群氓崇拜，社会就会变成“是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的局面。

    当然，辜先生所拥护的帝制是指：“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东方文明中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也就是拥戴有德君主之治”。鄙人认为，其实辜先生所指的有德君主之治与柏拉图的哲学王之治如出一辙，都是优于现代民主之治。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在“袁世凯皇帝”国葬大礼期间，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规定停止娱乐活动三天。辜先生却公然请戏班开了三天三夜的堂会。慈禧太后举行七十大庆，举国欢乐，而辜先生却公然道：“天子百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现在看来，目的理性往往会走向奴役，走向群氓。卢梭也曾指出，在（工具）理性征服自然和社会同时，人却越来越为自己的欲望和创造物所役。康德也认为理性产生不了关于目的的知识，所以才给信仰留下余地。也就是科学无法回应人类的心灵，所以人类摆脱不了形而上的精神空间。所以，辜先生所提倡的良民宗教何尝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理想选择呢？

    辜先生在当时社会，之所以桀骜不驯，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智慧，穿透时空的洞察力。今天看来，着令鄙人叹服。虽然，他无法抵挡西方的现代文明，但是他的理想和思想，当与世永存。

 

                                                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朱祖飞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