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安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中心主任张闯；瑞安市新联会会员、瑞安市政协特邀信息员杨杨，民进会员、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勇反映：

在“互联网+”浪潮助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借助各国电商平台迅速壮大的中小企业不计其数。跨境电商百舸争流却也藏着众多法律的险滩暗礁，行业“险情”频发，而先天不足的中小跨境电商更是首当其冲。既有国内诉讼，又遭遇海外诉讼。据ALPHA法律数据库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含海外代购）行业涉诉案件数量迅速攀升，其中2015年案件总数为32件，2016年达134件，2017年上升至352件。而选择庭外和解的跨境电商诉讼案件不会纳入上述统计数据，因此实际发生的跨境电商诉讼案件远多于此。比如在国际知识产权和反假冒商品领域“臭名昭著”的美国GBC律师事务所（Greer Burns & Crain）曾用“法律碰瓷”的方式，对千余名中国卖家提起高达数千万美元的诉讼，面对复杂漫长的应诉期、高额律师费以及不确定的结果，大多数中小跨境电商选择了庭外和解。

面对跨境电商诉讼采取庭外和解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方的诉求都是真实的，而中小跨境电商的“绥靖”导致境外出现许多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法律碰瓷”实体。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我国中小跨境电商法律经验欠缺、怕事躲事心理，借助电商平台封账号冻资金等利器，目的还在于获取和解金。如果每个企业都以支付一定金额的和解方式息事宁人，那么众多企业采取类似策略却会制造经典的“囚徒困境”，即每个人最优的策略却产生了对所有人最差的结果，反而导致境外“法律碰瓷”产业进一步发展，给跨境电商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当前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普遍选择和解的原因有：一是境外平台支付账户与国内支付宝、财付通不同，往往因存在侵权纠纷而即被支付平台冻结，这些企业普遍希望尽快恢复营业、减少损失。二是诉讼费用过高且不确定性过大，比如中国跨境电商的重要市场——美国的法律体系就非常复杂，需要十分专业的执业律师才能提供针对性服务，然而服务价格并不低廉，跨国律所合伙人收费为1000美元/小时以上，其他律师收费为300-700美元/小时不等，企业即便花上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也不难以保证取得满意的结果。三是被诉企业不具备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而提供跨境法律服务的大型律所往往设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服务大型企业用户或高净值人群，不愿意到法律服务市场相对不成熟的地区，比如浙江义乌是国内仅次于北上广深杭的第六大电商城市，也难以吸引大型律所进驻。

当前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面对“法律碰瓷”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亟需针对性地加强跨境电商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建议如下：

一、搭建跨境电商法律援助平台。建议最高法院、商务部等中央部委牵头，出台专门指导意见，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搭建多方参与、高效对接的跨境电商法律援助平台，以政府信用为背书，为大型律师事务所、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等组织“牵线搭桥”，破解优质法律服务资源错配、中小跨境电商维权无门等问题。同时组织大型律所“送法下乡”，通过各种形式定期给跨境电商企业开设法律培训服务，增进法律服务双方的沟通与信任。

二、成立跨境电商律师费互助基金。针对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反映的应诉耗时费力价格不菲等问题，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境外官司胜诉可以服务全行业，建议商务部门指导省级、地市级电商协会设立律师费互助基金，会员企业按规定缴纳相应费用，根据涉外诉讼由跨境电商会员申请预支付，用众筹经费打官司，减轻应诉企业负担。

三、实施境外支付平台保证金制度。建议由省级地方政府牵头，行业协会参与积极与境外支付平台对接，通过协议方式设立涉法涉诉集体保证金制度，以加入电商协会的成员为范围缴纳保证金。一旦涉及侵权诉讼，根据相关协议及时安排平台账户的资金为限优先扣划集体保证金，但允许账号继续使用。同时，明确与协会成员签订侵权追偿机制。

四、强化部门监管和行业自律。地方政府、市场监管部门、海关等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横向协作，要求出境商品一律实行备案，商品销售提供合法品牌依据和证明。同时，商务部门要指导行业协会设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举报违法信息，并给予一定奖励或减免交纳一定数额的集体保证金。